徽商文化与徽商精神

徽商文化是指在中国安徽省兴起的商业文化。徽商精神则是指徽商在经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共同构成了徽商的商业文化体系。

徽商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崇尚——徽商重视儒家经典和文化传承，注重教育和培养子女，以求更好地传承家族文化。

2. 商业战略——徽商注重商业决策和战略规划，聚焦效率和效益，并通过品牌塑造和商业信誉的建立提高商业价值。

3. 经济互助——徽商通过组织和协作，集中资源实现经济互助并降低商业风险。

4. 社会责任——徽商注重回报社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提高社会形象和美誉度。

徽商精神则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诚信——徽商认为诚信是商业的核心价值，注重对客户、供应商、员工和社会的承诺和信任。

2. 手艺精湛——徽商注重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强调创新与传统技艺的结合。

3. 宁静致远——徽商注重稳健经营和追求长期发展，不求一时的利益而追求永续经营。

4. 亲亲切切——徽商注重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建立稳定的商业伙伴关系，实现双赢。

综上所述，徽商文化和徽商精神是徽商的核心文化价值和经营哲学，对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和现代商业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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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徽商精神?

1、一是内涵丰富的徽商精神，为现代商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3、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

4、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5、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扩展资料：

胡适曾把徽商比喻成“徽骆驼”，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徽商精神”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

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徽商精神

如何继承徽商精神,成为新时代的新徽商

继承徽商精神，成为新时代的新徽商的方法概括起来如下：

1、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2、竞争合作的包容精神。

3、学用一致的文化精神。新徽商与时俱进，以文化建设凝聚各方面力量，不仅做大企业，更强调做强企业，上下联通、左右连贯、前后照应，共商共建共享。

4、经营制胜的诚信精神。诚信友善是新徽商的经营制胜之道。

5、奋勇崛起的拼搏精神。

6、放达四海的开放精神。

7、百折不挠的自强精神。

8、交流、合作、发展、繁荣一体的时代精神。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徽商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徽商的国学精神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徽商乐善好施,就是儒家仁爱道德的继承和发扬;诚实守信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也是徽商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生活常识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可分为物理、生物、化学、医学、急救知识、地理、安全、宇宙天体、自然现象等各方面的常识内容。

徽商文化的八个字精髓

“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八个字为徽商商德，也是徽商文化的八个字精髓。

以诚信而言，徽州人无论是外出经商还是在家从业，都十分推崇与讲究诚信。“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八个字为徽商商德。南宋以后徽州朱子理学教育十分普及，朱子强调的“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徽州人不仅把“诚信”这种德行用于日常的待人处世，而且也把它用于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讲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尊重消费者利益的以诚信为基本原则的商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是徽商的一大特点。如婺源茶商朱文炽在新茶过期后总要注明“陈茶”以示诚信。歙商吴南坡明确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而饰价为欺”，十分重视经商信誉。徽商胡荣命注重信誉成功经商五十载，晚年还乡，有人要“以重金赁其肆名”，他断然拒绝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也？”在他看来，诚实是经商成败的关键。

徽商的文化传统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文化精神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执著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精神文明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商文化的八个字精髓

一、读书 天下人文人半徽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征，儒商白天去经商，晚上去读书，从而对徽商产生了三个较大的影响:1、文化素养、文化品位的提升;2、吸取历史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发展;

二、 前世不修才生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商因其生长环境贫瘠，只得寄命于商，经常外出经商;

三、诚信、教育 徽商崇尚儒雅，义利兼顾，重视教育;

徽商盛衰过程与徽商精神对当代商业发展有何重要启示价值？不要网上的，来详细一点的

安徽”以安庆、徽州两府的首字而得名。徽州因商人辈出而广为人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商业资本的积累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徽商的发展也已达到鼎盛。此间，徽人经商者竟占十之七八，商号店铺遍布海内。由明至清，徽商在全国商界称雄三四百年。遗憾的是，未及清末，昔日徽州万贾云集、百舸争喧的盛景便化作了历史的陈迹。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今天，反思徽商衰落的历程，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对我们坚定科学发展的观念确有裨益。

启示一：人口失控必将拖累发展

徽州文明远比中原地区来得要迟。唐以后，中原汉人反客为主，统治了徽州地区。北人南迁，导致徽州人口的剧增。隋朝时，徽州有6164户，人口数不足3万（《隋书》第31卷），到了唐天宝年间，已增至38,330户，人口约达27万（《旧唐书》第40卷）。《新安志》卷一又载，宋绍兴前，徽州六县已有161,147户，比唐天宝年间又增4倍多。由隋至宋，古徽州人口由不足3万迅速膨胀到超过百万。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均占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明清两朝的统计显示，徽州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不足，加上旱涝灾害，地狭收薄，导致古徽州粮食供应的困难。早在唐代，徽人吃粮已不能自给。《资治通鉴》237卷记录了唐宣歙观察使卢坦的一段话：“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种田者还要依赖外地的粮食而活命，徽人的生存状态可见一斑。据《宋会要》载，为了从人口过剩的缠绕中寻求解脱，褥杀（即杀害幼儿）之风曾在徽州地区一度盛行。

徽州人为摆脱人口压力转而在商界崛起，却又在商界沉没，许多重大抉择的原始动力，竟都是出于摆脱人口压力的努力。但不断膨胀的人口始终是徽州商人、也始终是徽州商业文明的拖累。

启示二：发展要有自觉意识

史料记载，后辈徽州人走上从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家境贫困所驱使；二是为了尽孝遵命；三是由于被周围的尤其是宗族的习惯要求所左右。《婺源县志》（道光志）卷23“程广富”条载：“少以家贫，佣于苏。旋挈二弟、三弟至苏贸易，将廛业交弟经理，自归家，就近业茶。”道光《婆源县志》卷20“王国瓒”条载：“弱冠以父命服贾，给养家十余人。”以上是被贫困驱赶或是为尽孝尊父母之命而从商的例证。此类事例，在徽州各县的县志中载录颇多。至于从商的第三类，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许多村落和宗族已经形成经商的传统，村民族众争相奔往一途。典型的例证见《全唐文》第802卷《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一文：祁门县“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也就是说，祁门境内的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从事茶叶的加工与贩卖。更有甚者，许多宗族已把经商当作维护本族社会声望的手段，并用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壮丁众赶向商旅之途，以致在土地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仍有一些良田因无劳力耕作而抛荒闲置。

三类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文化形态的差别。徽州早期从商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就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外部条件下，这种文化观念对商业的繁荣可能具有强化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商品经济因素的增多，上述文化观念所具有的守旧性与落后性，必将对徽州商人的竞争力形成抑制。在后来与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商人的交往与竞争中，徽州商人迭遭失利，最终走向败落，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启示三：资源优势要成为发展优势

徽州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优势，尤以木材、茶叶为最。徽州杉木饮誉全国，不仅可用作建筑材料，还可用来制墨、漆、纸张等，始终是外运量最大的商品。茶叶，是徽商发迹的另一张王牌。高山、云雾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徽州的茶叶独具品质，领尽风流。徽商经营的项目主要是木、茶、盐、典当四业。据万历年间的资料，徽商控制下的盐区，其产盐占全国总量的45％，由于盐质好，价钱高，行销区人口稠密，使两淮盐利居全国之首。正是在这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造就了古代徽州的灿烂文化，徽菜、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等都是其代表，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多属于资源耗费型文化。

以徽菜为例：徽菜是中国八大名菜之一，随徽商的兴起而逐步形成大系，又随着徽商的足迹传往四面八方。正宗的徽菜通常选徽地的山珍野味为原料。如山鸡、斑鸠、野兔、果子狸、甲鱼、香菇等，以重油、重色烹制而成。但是山珍野味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今天的黄山市（由徽州改名而来），早已很难吃到正宗的徽菜了。徽菜为什么不能走向全国，徽菜文化为什么不能发扬光大，答案不言自明。

启示四：发展观念要及时更新

徽州商人曾经尝到过观念更新的甜头，但是后来由于不能继续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又转而吃尽了苦头。徽商曾经改变了商人的形象，并且也让社会改变了对传统商人的评价。《诗经·氓》中那位无情负义之徒就是位商人。汉代有选子任官制度，但规定商人之子除外。又曾规定凭资产可以买官，同样也把商人排除在外。“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见利忘义”，社会按士、农、工、商归类分等，商人居末。但是，经济决定文化。徽州商业的强势发展无情地冲击了当地旧的意识，多少引起人们关于商业观念的变化。

光绪《婺源县志》第35卷载，徽商朱文炽“膏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表现了徽州商人取义舍利的道德古风。徽州人相信“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当然可取，但茶商程树梅“与人交易，一诺千金，从无契约”。茶商程士严“慷慨好施。素在粤东业茶。有俞某贷银一千四百两，子母亏折，留滞羊城。严不责贷，并赠货伸之归。”（《婺源县志》第33、41卷）徽州历代的史籍中，此类记载甚多。徽商的义利观实际上是对商业效能的淡化与漠视。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屯滞二十余载，亏损数万金，卒无怨悔”（光绪《婺源县志》第35卷）。对这样的事，史书特地记载，徽人引以为荣，不能不说与商业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尤其是时已清末，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孕育的历史，至少已经在300年以上，此时的徽州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绅士之风，难免节节败退之势。程朱礼学的三位祖师爷都是徽州人，徽州有孕育理学的土壤。理学一再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这对徽州商人的义利观无疑会有一定影响。在这样的土壤上，不能与时俱进，必将延误发展。这是徽商的衰亡留给后世的教训。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新安商人：文化传承造就不朽徽商

新安商人：文化传承造就不朽徽商

　　核心提示：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300年前,古老的徽州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作为古代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所以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 赀 买官的道路。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除了徽商好儒这个特点以外，诚信经商和独特的经营理念也是这个群体不败的原因。

　　 诚信经商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以及聚散网络等有关，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在那个历史年代曾有过鲜明的对比，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坚持不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导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五湖四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经营理念

　　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始终坚持“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重身命”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在人生哲学上，做到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广交良缘。奉行“温良恭俭让”即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而且，强调“五谊并重”，即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别崇文、重教、孝亲、讲礼，或者说是重读书、讲孝道、识礼节、扬文风。在古黟，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具有教化意蕴的楹联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视奉亲至孝。此外，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风浓郁，崇尚以文会友。同时，在交际中注意公众形象和注重公关策略，所谓“正衣冠，迎送宾客，尊而有礼”就是其重礼讲仪之写照。

　　回到我们现代创业历程当中，有多少创业者忘记了这些古老的信条。诚信重义，这个被前人反复证实的创业经商不败真理，是不是也应该被我们重新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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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旅游文化：徽商文化——徽商的儒学气质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同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