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简介 程颢生平

程颢（1032-1085）， 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倡导“传心”说。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程颢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其亲撰及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收入《二程全书》。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颢出生，其祖先历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迁居开封府，祖父程遹（《宋史》作程羽）迁居河南府（今洛阳），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宋仁宗录旧臣后代，程颢的父亲程珦因此被授为黄陂县尉，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响，以反对王安石新法著称。

程颢资性过人，修养有道，和粹之气，盎然于面，门人、友人与之相交数十年都未尝看见他有急厉之色。

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举进士后，历任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神宗在位期间（1068年~1085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程颢还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也影响深远。后人为求学统渊源，于他讲学之处立祠或书院以为纪念。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颢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岁。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

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二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流毒颇深。究其内涵：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五）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二程认为，性的本然状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则“人欲”灭，“人欲”盛则“天理”衰。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全盘否定。 程颢（1032-1085）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嘉祐进士。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反对王安石新政。曾和其弟程颐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在洛阳讲学十余年，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认为知识、真理的来源，只是内在于人的心中，“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遗书》卷二上）。使心寂然无事，“廓然大公”，“内外两忘”，即能“穷心”“尽性”。为学以“识仁”为主，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便须“以诚敬存之”（同上）。倡导“传心”说，认为前圣后圣所传的不是圣人之道、圣人之心，而是自己的心，“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欲传圣人之道，廓充此心焉耳”。承认“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遗书》卷十一）。他和弟颐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所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后人据其言论所编的《遗书》、《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对王安石，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官帽。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见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丝毫没有改变。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便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批评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贬低他有所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的确温柔敦厚，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如此尊敬。